我一生经历过的五四纪念

本文是近日不幸逝世的温济泽同志生前未写完的最后一篇文章。这位受人尊敬的老新闻工作者尽管遇到过不少坎坷，但他乐观坦荡，始终以强者的襟怀面对生活的风浪。今天，本报发表这篇未完成稿，是纪念五四，也表达我们对温老的怀念。

——编者

1919年五四运动的火炬燃起的时候，我刚满5岁，到1929年五四运动十周年时，我已是家乡淮阴中学一个有爱国和进步思想的学生，加入了校内一个以“反帝反封建”为宗旨的进步文学团体。1930年4月，我在学校入团，成为一名共青团员。

那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我到离城八里多路的郊区一所小学校参加全县团员大会，听团县委书记的报告。他讲话的中心内容是，要求我们搞好“红五月”活动。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红五月”。什么叫“红五月”呢？五月有许多有意义的纪念日：五一劳动节、五三济南惨案、五四运动、五五马克思生日、五九国耻日、五二一马日事变、五卅运动等。五月是革命的月份，这个月我们要散发几次传单：“五一”一次、“五四”一次、“五九”和“五卅”等合并再散发一次。

一个新团员，就要干新鲜事，真兴奋！每次分给我几十份传单，我都立即以高昂的热情尽心尽力地完成任务。

“五四”那次的传单我是这样散发出去的：上午快下最后一节课时，我溜出教室，把口袋里揣着的传单一张张撒在楼道里和楼梯上，又急忙跑到食堂，将传单扣在一个个饭碗下面，然后迅速回到教室。刚下课，一个校役就来找我，叫我马上到校长办公室去。那时，校长王德林，是江苏省教育厅不久前委派来的。我们曾把他看作“党棍”、“学阀”，为反对他还闹过一次学潮。

王德林问我：“你刚才干了什么事？”他没有声色俱厉，只是指着办公桌旁的一张三屉桌对我说：“你抽开抽屉看看里面是什么。”

我抽开抽屉，里面是传单，很可能是我刚刚散发的传单。我尽力保持镇定，装作若无其事地说：“这是什么？我不知道啊。”

王德林说：“你下课以前跑出教室散传单，我都看在眼里。”他的办公室窗口正对着我们教学楼。我相信他真看到了，但我不能不矢口否认。

他平静地说：“我知道你不会承认，我也不强迫你承认，我只是告诉你，县党部和公安局都有密探住在学校里，他们没抓到你，我也不会去告诉他们，只希望你不要再干这种事。你是个各门功课全优的好学生，要好好读书。”

他说完，我不好再说什么，就回头走了。

这次经历，我心中充满了化险为夷的喜悦，也使我明白了，对人应当具体分析。

1932年，我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担任秘密的共青团支部书记，同时组织了一个革命群众团体——社会科学研究会。为了纪念五四，我请组织上派一位知名人士来学校演讲。

演讲会设在一个大教室，里面坐满了人。演讲人是冯雪峰，他走上讲台，没说几句话就大声疾呼，号召同学们走出教室到苏区去参加红军，开展苏维埃运动。他说，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发扬五四精神。

没等他讲完，听众已经走了一大半。临走时，冯雪峰亲密地搂着我的肩膀问：“同学们能接受吗？”

我为难地回答：“你这样讲，我怕以后在学校里也呆不下去了。”

读者看到这里，一定会惊奇冯雪峰怎么会这么说。其实，这在当时也不奇怪。那时，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正占统治地位，党中央在上海组织过一个群众团体叫“红军之友社”，负责动员和组织工人到苏区参加红军。1932年，党中央还在上海发行了“飞机券”和“苏联公债券”。“飞机券”是要买飞机送到苏区建立空军，“苏联公债券”是要援助苏联建设。当时许多党团员都负担发行这两种债券的义务。同年7月，我们在一个集会上被捕，当场被捕的88人中，有些工友急忙把纸片塞进嘴里，用劲嚼烂了咽进肚里。我问他们：“你们嚼什么？”他们紧张地回答：“飞机券。”这种事，现在听来会觉得幼稚可笑，但那时我们却真是这样干的啊！人都是从婴儿幼童成长起来的，党也得经过幼年时期啊！

1932年7月，我在上海被捕。这是我第三次被捕。我们被押送到南京，经南京警备司令部审讯，我被判了12年徒刑，押解到苏州军人监狱坐牢。1937年8月，国共第二次合作后，我才被释放出狱。

入狱后，我被狱中秘密的中共党支部吸收为党员并担任支部交通工作，任务是帮助支部和难友传递信息。

支部办过刊物《火花》，后来又办过《囚声》。名为刊物，实际上是在包药用的纸片上，捏着铅笔芯写的进行自我教育的材料。这个刊物在每年的“红五月”都要出专号，里面常有纪念五四的文章。我记得刊物的作者有陈广和（现名顾卓新，被捕前曾任中共北平市委代理书记，仍健在）、陈福生（即陈志正，被捕前曾任共青团江苏省委秘书长，1937年5月病死在狱中）等。我传递过这个刊物，一直到1935年监狱党支部遭到大破坏，刊物停刊为止。

在狱中纪念“红五月”，只能以号子（囚室）为单位，每个号子由一个人看完刊物，向号子里的难友宣讲，有些刑事犯和盗匪犯也愿意听，听完后大家在室内很小的空地上绕着圈子游行（走动）、低声地唱歌，歌声伴和着哗啦哗啦的脚镣声，很有一种壮烈的气氛。

1938年2月，我从国民党统治区到了延安，在解放区工作了11年，直到1949年3月从西柏坡开进北平城。

1939年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时，我正在位于陕甘宁边区西南边境旬邑县农村的陕北公学分校教书，从报纸上看到毛泽东为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发表的《五四运动》一文，又聆听了毛泽东在延安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题为《青年运动的方向》演讲的传达，这是我在多次五四纪念中感到最重要的一次，使我明确理解了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今后青年努力的方向。我听了，领会了，又向学生宣讲。学生共有十几个队，人数近千，这样纪念五四非常有意义。

1946年纪念五四时，我调到延安解放日报社工作已3年，当时担任副刊主编。5月4日《解放日报》第四版出了《“五四”二十七周年纪念特刊》，我在特刊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学习科学》。前一天，中国解放区青年联合会筹委会发布了纪念五四的口号，其中一个口号是“好好学习科学、学习技术！”我的这篇短文就是为阐释这个口号而写的。文章的大意是，在旧中国，我们曾反对过“科学救国”的口号，认为这是统治者用来欺骗和麻醉青年的，那时候科学救不了国。现在，已经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在新中国，科学不是脱离人民的，而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的，是国家建设所必需的。希望青年“好好学习科学、学习技术”，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国家建设服务的科技工作者。

到北平以后，我病了两三年。后来，反右派斗争把我错打成右派；“文革”浩劫中，又给我扣上了“摘帽右派”、“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等几顶“大帽子”。这期间，我偶尔参加过一些纪念五四的活动，但已经记不清，也不足道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日月换了新天。1978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以对同志的充分信任，亲自把我这个“待业”的“摘帽右派”从广播局调到社科院，并于5月要我写了要求为右派问题平反的申请书，由他和廖承志等同志出具了我被划为右派是错划的证明，送到中央组织部。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很快就批下了为我平反的决定。这比党中央作出为右派平反的决定早了半年。当时一些尚未平反的右派称我是“春风第一燕”。平反后不久，我被院党组任命为院党组成员，除原任科研组织局副局长外，后又兼任社科院研究生院副院长（社科院副院长周扬兼任研究生院院长）。

1979年为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社科院筹备召开全国社科界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院党组指定我为筹备组组长并担任大会秘书长。

全国社科界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于5月4日在北京召开。根据院党组决定，请周扬做主报告，他报告的题目是《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周扬身体不好，报告稿是由他口头授意，请黎澍、丁伟志、徐宗勉三人分段起草后，他最后审阅定稿的。周扬在报告中指出，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经历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五四运动，第二次是延安整风运动，目前正在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及其后的一系列问题的讨论）是第三次。他说，每一次打开思想解放的闸门，都要有一批先驱者，以大无畏的精神去打破旧传统束缚思想的牢笼，“划破了那深沉的黑夜，迎接新时代的黎明。”周扬的报告赢得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以后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空前热烈的赞同和拥护。

我在这次大会上作了题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发言。在我负责筹备这次大会的时候，原来拟订关于民主和科学的论文比较多。1979年3月30日在务虚会上听了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中讲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散会后在饭厅吃饭时，我就约请几位同志写这方面的论文。大家都说时间紧迫，实在来不及，只有丁守和答应了，但他要与我合作。我们合作赶写了这篇《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由我代表在大会上发言，论证了革命先驱从鸦片战争后怎样经过80年的艰苦摸索才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中国共产党怎样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28年的牺牲奋斗才建立起新中国，重点阐述了今后仍然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会后，团中央随即邀请我到团中央机关作了一次报告。此后一个多月内，邀请我作报告的有机关、学校、工厂等三十多个单位。特别是北京市东城区团委两次请我作报告。他们本来要请胡乔木，乔木太忙，就推荐了我。作完报告后不到一个星期。他们又来找我，我请他们听录音，可来的同志说，我上次作报告前一天有三个女团员向团支部递交了退团申请书，说团的工作妨碍她们学习，听了我的报告后，她们非常感动，又非常后悔，当天就收回了申请书，表示今后一定要努力做好团的工作。很多团员受她们的影响，也纷纷要求团委再请我讲一次。我不好再推辞，就又去作了一次报告。我仍然少讲道理，多讲历史事实。当我讲到李大钊被捕受绞刑牺牲的情形，恽代英在狱中被判徒出卖壮烈牺牲的场面以及我亲眼目睹一些同志英勇牺牲的情景时，很多青年都感动得流下泪来。我讲述了无数先烈和先驱流血牺牲的事迹，最后勉励青年们要为建设社会主义继续努力奋斗。

中共天津市委听说我为一些单位讲报告后，特意派人请我到天津也给他们作报告。我在天津讲了一次，他们录音后再组织播放。

1980年五四前一天，上海市团委办公室派了一位同志来请我去作报告。我答应了，当天就同他飞往上海。路上，他告诉我，上海讲团课，一般只讲个把小时，如讲时间长了有些人听不下去，就会溜走。我说，我在北京、天津每次都讲三个小时，这样办吧，我讲时注意听众的情绪，如果很多人不愿意听，我就提前结束。第二天开会时，主持人宣布上海团市委纪念五四运动六十一周年大会开始。我粗略地数了一下，桌子上和周围的录音话筒共有七八十个。看着年轻人的笑脸，也激起了我的感情，我吟诵着“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诗句，以叙家常的方式开始了讲话，讲历史、讲亲身经历和体会，勉励大家要“懂得过去、记住过去、不要忘了过去”，又谈到当前的形势，热情希望大家要“坚定对党的信念”、“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坚定对实现四化的信心”，“热爱祖国，积极投身到四化建设的熔炉中，在烈火中把自己百炼成钢！”